中国自古就是洪涝灾害严重的国家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在从公元前206年到1949年的2155年间，共发生较大水灾1092次，死亡万人以上水灾每5-6年即出现一次。历史上，长江流域洪水灾害的重灾区有洞庭湖区、鄱阳湖区、荆江、汉江中下游和皖北沿江一带。长江的径流洪水来源于暴雨。来自太平洋、印度洋的两个暖湿气团常在夏季在长江中上游交绥，形成两个暴雨区，这便是“川水”和“南水”的来源，前者通常是7-8月，后者通常是5-6月。在雨带从东南向西北正常推移的情况下，长江上游和中下游的洪峰不会遭遇；但如遇气团移动情况反常，长江干支流和洞庭湖水系同时涨水，就会造成严重洪灾。
据史料记载，唐代至清代的1300年间，长江流域共发生洪灾223次。其中，唐代发生水灾16次，平均每18年发生一次；宋、元代79次，平均每5.2年一次；明清128次，平均每4.2年1次。随着人口增加、围湖垦荒加剧，蓄洪面积逐渐缩小，致使洪水灾害更加频繁。从清初到建国前，发展到平均每五年左右即发生一次较大的洪灾。
新中国建立之前，发生在长江流域的时间上距离我们最近的洪灾有三次，分别是1870年、1931年和1935年。
【1870年,最大的流域性洪水】
当年6月汉江流域和鄱阳湖一带连降暴雨。7月上旬暴雨中心移至长江上游，嘉陵江上游和重庆到宜昌之间连续降雨七昼夜。7月中旬长江中游又普降暴雨，江水猛涨，出现了800年以来最大的洪水，7月17日至20日之间，宜昌最大洪峰流量达10.5万立方米/秒，最大三天洪水流量达282.4亿立方米，是长江多年平均流量的4倍，相当于黄河年平均水量的70倍，这次洪水属于千年一遇。
当时长江上游有数十个县（州）城被淹没，奉节“水退后城中淤泥高数尺”，中下游有五六十个县（州）遭受不同程度的水灾，其中湖北的公安县全境淹没，“江堤俱决，冈峦宛在水中，水浸城垣数尺，衙署庙宇民房倒塌殆尽”，“大水溃城淹屋脊”。
【1931年,损失最惨重的洪水】
当年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梅雨延续到7月底才结束，长江中下游7月份的降水量是正常年份的2-4倍，例如南京7月份平均降水量为174.1毫米，1931年7月份的降水量达618.8毫米。其中长江中下游和淮河流域的湖南、湖北、江西、浙江、安徽、江苏、山东、河南八省灾情最重。
汉口称为东方“威尼斯”
8月上旬，长江上游又相继出现较大的暴雨, 并涉及中游区，使江水猛涨。川水东下时, 长江中下游底水已高，又值普降大雨，所以两岸堤防大都攒口。全流域较大干、支、民堤溃口达354处，湖北省69县中有45县受灾，重灾39县。安徽、江苏灾害也相当严重，沿岸城市包括南京在内均浸泡在水中，津浦铁路停运54天。
据统计，当时受灾人口达2887万以上，死亡18.5万多人，直接经济损失为1384亿银元。当年《巴黎日报》路透社称这次洪灾为“最近一个世纪所未曾有过的大惨剧”。
遭遇洪水的城市街头
那年初夏，长江流域各省普降暴雨，连绵经月，昼夜如注。江汉平原一时成为“内海”，与洞庭湖区几乎联成一片。
8月9日，荆北大堤覆没，人畜淹毙无数。江汉平原9个主要农作县计有500余万亩农田被淹，灾民超过300万人，淹毙1.2万人。监利县江、垸各堤皆溃，全境沦为泽国，惨不堪述，逃荒者达30余万。郝穴一带江堤上，“庐栅绵亘，有数十里之遥”。
一个运送食品的苦力
8月19日，江汉关出现28.28米的洪峰水位。在此前后，分金炉、丹水池、平汉铁路单洞门、黄金堂滩堤等处陆续溃决，武昌干支各堤先后崩溃，生命财产损失无数。汉口市区被洪水浸泡达百日，水深2-6米，主要街道上“船若蛙半浮水面，小船如蚁漂流四周” 。
依然接活的黄包车
湖北档案馆藏的江汉关档案中有1931年长江洪水最高点记录，档案上写有“民国二十年八月十九日(公元1931年8月19日)大水最高点53.65英尺”、下面是英文“1931年8月19日水位”，这是汉口1931年大洪水位最高点最权威的记录。
武汉三镇，浮尸漂流，陆地行舟，米珠薪桂，病疫流行，溺死于洪水者达250余人，中暑而死者不下三、四百人，被淹没住房4万余户。黄冈县因堵龙堤溃决,内湖堤院溃口达120余处, 全县受灾人口10余万人，淹没农田13万亩，倒塌房屋万余间。
在逃荒的几万人中，700余人饿死异乡。嘉鱼县15处干堤、18处民垸，除护城、普乐两垸外均遭淹溃。广济灾民占全县人口百分之七十。云梦县则南北两水并发，向无水患之北区，亦被水淹1/3。
水深及腰的市场
素有“水袋子”之称的沔阳，所有官民各堤非漫即溃，全境一片汪洋，淹没面积竟达95%,近3万人被淹死，40万人蚁居在堤坡和墩台上，“嗷嗷待哺，惨不可言”。
洪灾之前的中国军阀割据，长江水政腐败，水利常年失修。国民党执政后，内战连年，无暇顾及水政，以致江河水道泥砂淤积，江身日高，旱不能引水，涝则无法宣泄，无法抵御较大灾害的侵袭。地方政府每年虽收取近百万元的堤工捐费，并有堤工委员之设置，但堤防常年失修如故，终于酿成了1931年特大水灾的惨痛后果。
大水过后, 邻近各县流入武汉的灾民有30余万人。大批灾民在龟山、蛇山、洪山及长江、汉水堤坡上蚁居栖身，直至寒冬仍无家可归。由于住处简陋异常，污水不能排出，霍乱、伤寒、痢疾等疾病迅速蔓延，每日死亡者最多时逾百计。
【1935年,最大区域性的特大洪灾】
1935年的长江洪水被公认为一场特大的区域性洪灾。当年7月3日至7日，湖北、湖南、河南以及陕西南部地区普降暴雨，其中三峡区间南部以五峰为中心，北部以兴山为中心，发生了紧相衔接的两次特大暴雨。
1935年武汉受灾被淹90天
五日暴雨量实测值以五峰1281.8毫米为最大，兴山也达1084毫米。后来人们回忆这场大雨时是这样描述的：“ 雨下得天昏地暗，如瓢泼、如桶倒，人眼都睁不开，宜昌街上积水达半人深。”
暴雨使三峡地区、汉江洪水陡涨，来势凶猛，荆江大堤多处溃口，“纵横千里，一片汪洋，田禾牲畜，荡然无存，十室十空，骨肉离散，为状之惨，目不忍睹”。江汉平原53个县市受灾，一夜之间就淹死4万人。受淹农田2264万亩，受灾人口1003万人，死亡14.2万人，损毁房屋40.6万间。
钟祥以下各县堤防相继溃口14处，其中汉江干堤狮子口处溃决，口门宽达4公里。洪水横扫汉北平原，直抵汉口张公堤。光化以下16个县市一片汪洋, 共计淹没农田670万亩，冲毁房屋30余万栋，41万头牲畜被洪水吞噬，死亡8万余人，灾民达370万人，其中以襄阳、光化、天门、远安、河阳等县灾情最为惨重。
大水骤起，襄阳县平地水深丈余，环城皆水，樊城水势高出城垣。因汉水水位高达70米以上，“死者暴露山谷，生者号哭原野，灾情之惨，亘古未有”。全县受灾面积计2500平方公里，占全县总面积的62.8%，受灾人口42万余人，淹毙人口2.24万余人，冲毁农田75万亩，冲走粮食19万余石，冲倒民宅5万余间，淹死牲畜5.6万余头。
光化县因汉水暴涨，城乡一片汪洋，玉富洲一带有居民200余人，仅救出20 余人。李家洲一带房屋全部倒塌，人口淹毙4/l0，田地多成沙洲，入秋复为水灾。
在天门，自7月7日钟祥大王庙堤溃口， 天门七十二坑顿时成为泽国，“昼夜平地涨水一丈九尺余”。
这次集中性特大暴雨也给荆江两岸城乡经济造成毁灭性的灾害。
从7月上旬起，荆沙城乡狂风暴雨连续几昼夜不停，致使江水陡涨，枝江站洪峰流量每秒达7.5万立方米。江陵县西北的沮漳河汹涌异常，两河河口水位猛涨至49米，洪峰流量每秒达5500立方米。
据《荆州水灾写真》记载，大水袭来，城外农村“登时淹毙者几达2/3，其幸免者或攀树巅，或骑屋顶，或站高阜，均鸽立水中延颈待食，不死于水者将悉死于饥，竟见有剖人而食者”。此后，大水横扫潜江、监利、沔阳等10余县，致使荆北大地陆沉，一片汪洋，仅江陵县即淹没77%，监利县亦淹没一半，两县合计淹没耕地310万亩，灾民不下百余万人。在长江南岸，松滋全县自7月4日连续三昼夜大雨倾盆，江河泛涨，36个民垸仅有6处堤防未溃，共计淹没田地35 万亩，冲毁房屋2万余栋，淹死120余人，10万余灾民外出逃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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